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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“义利相溶，养义生利”而来
发布者：周丹发布时间：2008-8-3 阅读：3627次返回上级
传统文化对"义、利"的理解是重义轻利，要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，比较现实的是"义"和"利"的平衡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去年考察唐人神时在公司看到一句话，叫"义利相溶，养义生利"，觉得对"义"和"利"的理解比较平衡，也符合正常的商业伦理，挺好的，不过当时觉得这句话似有出处，且可能经过今人的重组，于是花了些间寻找"义利相溶，养义生利"的出处，有些成果，和大家分享。有趣的是，虽然没有在互联网上找到这八个字的出处，却意外地发现，除了唐人神外，还有不少企业用"义利相溶，养义生利"为企业哲学，看来，义利相溶的观念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。进一步了解"义利"关系论述的起源，发现学者们一般认为出处有两个地方，一个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，一个是《易·乾·文言》，而且《传》中也是直接引《易》，所以最早的出处可能是《易经》。《易》中在解释"元、亨、利、贞"之"利"时先说"利者，义之和也"，之后又进一步说"利物足以和义"，以两句话说明了"义"和"利"之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在这里，义可释为"道德，道义、德行"等，小到个人的品行，为人处事，大到对社会的关怀，实为对社会道德规范和秩序的尊重；利则为"利益"。"利者，义之和也"，可理解为"义以生利"，表明尊重道义，注意社会秩序，重视利益平衡，则最终有利于自身；"利物足以和义"则表明"利可建义"照顾了别人的利益，考虑了利益平衡则会赢得别人的相应的回报，别人也会讲"道义"了。中国传统文化（主要是儒家）中的利义之辩往往不利于"利"，将"利"置于"义"之下，"义以建利"（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）、"不可日利"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且将之绝对化，重义轻利，实则对普通人设置了过高的道德要求。春秋时期，社会混乱，文明程度比较低，上至诸侯、士大夫、下至平头百姓，问题想得简单，社会秩序也较乱（所以要求大家讲"礼"，实则是通过各种礼寻求稳定社会秩序），可能"见利忘义"者甚，那些社会精英学者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不得不提醒升斗小民和君子大夫给得重视"礼"和"义"，否则大家就都没有了"利"，一块儿玩完。不过，随着儒家思想成了大一统的思想，后世儒者则将义绝对化，重义贬利，甚至存天理，灭人欲，直至今世。不过在北宋，苏洵曾写一篇文章，叫作《利者义之和论》，对"义"和"利"的不平衡提出修正意见，强调了"利"对"义"的作用，提出"利在则义存，利亡则义丧"，"义必有利而义和"和二者的平衡，"义利、利义相为用，而天下运诸掌矣"。苏家老爷子非常认同"义"和"利"的平衡，按现代的观点看，这是对如何处理人的自利本性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一矛盾的理解。人生而有欲，为欲则逐利；逐利而不重礼、义，则社会秩序乱，普罗大众（所谓君子而非小人）进而难以获利，一旦普通老百姓利益长期受损却无法解决，那么社会大乱也就不远了（远可见历史之斑斑印记，近可见近期瓮安之乱）；反之，做人做事讲规矩，时刻关注他人的利益诉求，注重利益平衡，则与自己的利益相关者相安无事，社会秩序稳定，当然有益自身的逐利而满足欲望。按现代话语体系进行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，信守合同，凡事按公认的商业规则办理，则为"礼"，以利益平衡为念，主动地、充分照顾他人利益则为"义"，如强者对弱者扶助、势优者对势劣者主动让步、势力相当者寻求对等互利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视，等等，这就是"利物足以和义"；重"礼"和"义"可以树立自身的信誉，使与之交往的对方降低了信息成本（搜寻和判断），促进更多交易的达成，终有益于已，这个过程就是"利者，义之和也"。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，所谓的"诚信规范"、"注重原则"、"信任"、"共赢"就是对"利者，义之和也，利物足以和义"或"义利相溶，养义生利"的现代理解，当然，利者，义之和也，相信我们也会从我们的朋友、客户和社会获得更多的正面反馈。对于我们个人，则应该行为有"礼"，心存"义"念，关心家人、关心团队、关心朋友（客户）、关心社会，最终有"利"于"心"，获得心灵的平和和幸福。返回上级